文豪作品
著名法國文豪伏爾泰於1753～1755年對《趙氏孤兒》進行改編成為新劇本，名為《中國孤兒》，1755年8月20日開始在巴黎各家劇院上演，盛況空前。隨後，英國諧劇作家默非又根據伏爾泰及馬約瑟的本子，重新改編了《中國孤兒》，在倫敦演出，引起極大的震動。所改編的《中國孤兒》，其故事情節與《趙氏孤兒》有所不同，但基調大致一致。
王國維在《宋元戲劇考》中，把《趙氏孤兒》與《竇娥冤》並列，稱之為：“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還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亞的傑作《哈姆萊特》作比較，由此可見《趙氏孤兒》影響之大。
《趙氏孤兒》是一部傑出的悲劇。其全名為《趙氏孤兒大報仇》，又名為《趙氏孤兒冤報冤》。譯者是法國傳教士馬約瑟，他於1731年在廣州把《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原作是元代紀君祥（一說為紀天祥）所作，法譯本取名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1734年巴黎《法蘭西時報》、翌年《中華帝國志》先後刊發，在歐洲引起巨大的反響。伏爾泰就是以馬約瑟神父的法文本為素材創作出《中國孤兒》的。《趙氏孤兒》是傳入歐洲的第一部中國戲劇。《趙氏孤兒》播傳世界有賴於伏爾泰對《趙氏孤兒》的改編。
伏爾泰為什麼要改編《趙氏孤兒》？有的說，伏爾泰“沒有接受高等教育，見識不廣，對《趙氏孤兒》的改編是獵奇之所為。”此言失於偏頗。
《趙氏孤兒》劇情曲折多變，矛盾衝突尖銳，人物性格鮮明。劇中描寫的勇士程嬰、韓厥、公孫杵臼等，儘管身份不同，地位有異，但自我犧牲的壯烈精神同樣震撼人心，他們一個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正如《史記》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其品德，扣人心弦，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程嬰是貫穿其中的主要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深刻動人。他從知恩酬報到拯救無辜，從撫養孤兒到忍辱向仇人獻媚。
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並非出於一時心血來潮，也絕非所謂“獵奇之所為”。從伏爾泰在劇本題目下著意所加“根據孔子的教導，改編成的五幕劇”一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有三：根據孔子的教導之一，就是無徵不信，“述而不作”（《論語·述而》），也就是不憑造作，保持歷史的真實性。伏爾泰編劇有一條宗旨，那就是“以前世歷史事實感召後世人為力”。他非常講求“以真實的歷史事實感人”。將中國題材引入戲劇創作是出於他對中國歷史文化一貫的關切和嚮往。歐洲諸國喜歡收藏中國文物，其宮廷內外出現了一種對“中國風尚”的特殊嗜好，而這種“東方趣味”風行的跡象已為伏爾泰親眼所見。當時，來自中國的絲綢布料早已成為貴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中國也因此在歐洲獲得了“絲綢之國”的美譽。在悠長的歲月中，中國的典籍、火藥、煉丹術、造紙術、航海術、雕版印刷術、建築技術、醫學等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法國學者莫里斯·羅賓曾這樣寫道：“在古代歐洲和啟蒙運動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無所不在。”這股由法國興起的“中國風”，隨著啟蒙思想的傳播在歐洲大陸愈演愈烈，“中國興味”正是歐洲人趨之若鶩的時代風尚。伏爾泰在這股勁吹的“中國風”之中，了解和熟悉了中國，並極力推崇中國的傳統哲學，曾說：“世界的歷史始於中國。”由此萌發了創作反映中國歷史文化的戲劇的心愿。正在尋訪題材之時，讀到了《趙氏孤兒》的譯本，並認定，“此為具有歷史真實性及其感染力的好劇”。
